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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“性福”调查报告分析

来源:求医网  日期:2010-4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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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进行了“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、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”,将于4月25日出版的《家庭周末报》将发表对这项调查的主持人潘绥铭教授的独家专访。全文如下:

  有关专家认为,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、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,该调查显示:

  ●中国男人一辈子的“雄起时光”只有30多年

  ●小城夫妻性生活满意程度得分最高

  ●婚外恋队伍远不如想象中的庞大

  ●打她一拳比找“小姐”更伤夫妻感情

  ●迄今还找不到比一夫一妻制更经济、实用的婚姻模式

  ●再不倡导“女子快乐寻求权”,女人将会在茧壳里僵死

  近年,媒体取“幸福”的谐音造出一个新词:“性福”,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。虽然有点生硬,但贴切地道出了性生活质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:人们越来越看重性生活的质量,然而事实上,究竟有多少人是“性福”的?

 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,在全国(不含台港澳)范围内对20-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,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。有关专家认为,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、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,其分析报告可与美国1994年发表的性调查——著名的“芝加哥报告”相媲美,其成果在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。

  由于种种原因,该报告至今未在媒体详尽刊发。为此,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这项调查的主持人潘绥铭教授。我们希望下面的独家专访,能够解答人们与性有关的一些疑问,并引起人们对性爱问题的关注。

  中国男人平均43.9岁“退居二线”,47.7岁“下岗”

  近年来,性保健品的招贴画充斥城市,似乎在昭示:中国人越来越肾虚了。潘绥铭教授肯定地说,这是事实!尽管调查显示,服用性保健药品和使用性保健品的中国成年人不到10%,但中国成年人的性能力确实在衰退,他们的性生命周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这一信号的背后隐伏着种种危机。

 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性生活调查显示,目前20-64岁的中国男人,在婚姻中或在超过6个月的同居中,只能把每月超过一次以上的性生活频率保持到平均43.9岁(正负差10.4岁),到了平均47.7岁(正负差9.9岁),男人的性频率便低于每月一次了;到平均55.9岁(正负差8.6岁),则一年平均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,性生活基本停止了。而女人性生命更短。

  他们的性生命为何如此之短?潘绥铭教授分析,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身体状况,间接的原因还得追溯历史。

  身体是性生活的本钱,调查发现,目前许多中年人已经患上了诸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前列腺炎等老年疾病。这些疾病直接导致人的性功能衰退,使他们的性生命提前退休。性学研究证明,一个人的青春期如何度过,将影响他(她)今后的性发展。据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报告分析,我国目前36-55岁、三代男女的青春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度过的,而那时正是“性压抑”的年代。与解放初期的年轻人比,他们的青春期不但没有提前,反而推迟了1岁。连他们首次自慰的年龄也逐代推迟,到了文革后期那一代,有过自慰的人居然不到32.4%。

  “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,性压抑的后遗症直到如今还在作恶!”潘绥铭教授激动地说:“一些人对现在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忧心忡忡,可他们也许不知道,现在大学生当中,仍有30%的学生连正常的异性交往都没有。这对他们今后的性发展和人生道路极为不利。西方60-70年代那种‘性革命’当然不能提倡,但我们决不能再搞性压抑。”

  最“性福”的人在县城里,最不“幸”的人在大城市里

 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性生活调查显示,中国夫妻当中只有27.1%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,62.1%的人比较满意,10.8%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。如果按百分制换算,中国人的性满意程度平均为50.30分,还算说得过去,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,中国夫妻感情非常深的人多达44%—48%,但只有23%—27%的人性生活非常满意或舒服。这就是说,在争取“性福”的路上,我们还任重道远。

  当然,大范围的平均统计不一定具有说服力,我们需要具体的数据:究竟哪些人性生活质量高或低?调查结果有点出乎人的意料:以地域划分,县级市或县城的夫妻性满意程度达到53.1分,农村的夫妻为49.7分,省会城市的夫妻为46.7分;如果对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打分,分数更为悬殊,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性生活最少,只有53分,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,而县城或县级城市的人们高达63分,比前者高出10分之多。

  “许多县城夫妻的性生活着实令大城市的人羡慕。”潘绥铭教授笑道。据他分析,大城市竞争激烈、生活节奏快,居住在那里的人生存压力过大,使得投入性生活的兴趣、动力和精力都减少了,而县城的人日常生活相对安逸舒适,性生活多且比较满意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当然,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略:大城市比小城市更“精彩”,更具诱惑力,人们的感情出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,这无疑会对他们的夫妻性生活数量和质量构成威胁。而地域越窄,人们相互认识或关联的可能性越大,从而形成相互制约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种制约有利于夫妻之间维持专一的感情。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:在农村,夫妻的相爱程度达到51分,县城人下降到50分,地级市的人再降到48分,而省会和直辖市的人则低至不足47分。

  我们一直把大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,但调查结果显示却令人尴尬。现代文明的进步难道要以牺牲夫妻生活质量为代价吗?潘绥铭教授对此不以为然:

  “首先,我们不必大惊小怪,大城市的人对生活要求的标准高于农村和县城,而标准越高,满意程度也就越低,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;但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提醒身处都市的人们,不妨学学小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心态,在追求高标准物质生活的同时,千万不能轻视,更不能忽视夫妻生活质量,否则必然会得不偿失。”

  只有16%的已婚者有婚外性行为

  近年来,在一些人心目中,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几乎成了一种“时尚”,甚至有笑话说:现在人们一见面,不是问“吃了吗”,而是问“有外遇吗”“网恋了吗”。社会上婚外恋、婚外性行为真有那么多吗?它是否也如黑格尔所言“存在即合理”?

  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此次调查的结果出乎调查人员的意料: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被调查人数的16%。“和许多人一样,我们原以为这类人的队伍肯定庞大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”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,“性行为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为,一些人那样说甚至怀有‘贼心’,并不意味他们就一定会那样做或做得到。这与很多客观因素有关。”

  有关婚外性行为的其他调查结果,几乎都在潘绥铭教授的意料之中,只不过数据有些出入罢了。人们的性观念呈多元化状态,但总的说来比前些年开放:被调查人中42.5%的人(男50.6%,女34.6%)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婚外恋和第三者,尽管只有4.6%的人(男6.8%,女2.3%)倾向于婚后仍然可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。细量分析,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、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:文化程度每高一级,宽容可能性增加15%;个人收入每高一级,增加9%。此外,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,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.9倍和2.3倍。

  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:我们不能回避现实,假如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出于真情实意,那么其合理性就不应否定。因为,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夫妻感情淡漠、性生活质量不高有关。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传统婚姻模式出现危机。另外,婚外性的合理性问题不是此次调查的目的。我们更关注它对夫妻爱情及性生活的负面影响。

  爱是性爱的灵魂,夫妻之间一旦感情淡漠,恒久、高质量的性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。然而现实生活中,夫妻之间的爱情有时显那样脆弱,经不起“风吹浪打”。

  调查结果显示,婚外性行为的杀伤力很大:如果夫妻任何一方有了婚外性行为,即使对方不知道,自己的爱情程度和在婚内的性满意可能性也会大降:如果男性有婚外性行为,他的爱情程度下降21.6%,如果女性有婚外性行为,她的爱情程度下降55.9%。当然,如果秘密被揭开,则一切都将面临崩溃。反之,如果没有任何婚外性行为,丈夫对妻子的爱情程度就会增加1.45倍;而女人则会增加2.51倍。相比之下,女人没有男人的“海量”,她们感情更专一,心理更敏感。

  夫妻性爱的脆弱、婚外恋情的冲击、家庭暴力的愈演愈烈,传统的婚姻家庭似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,于是,一些城里人开始崇奉新潮婚姻观和婚恋模式,如变相的“一夫多妻”等等。对此,潘绥铭教授严肃地指出:“一夫一妻制的婚恋模式存在几千年了,尽管它并非十全十美,但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,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进步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,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找不到比它更经济、更实用的模式。”

  即使婚外性等新潮的东西能弥补传统婚恋的不足,但如果因此造成夫妻性生活质量下降和家庭破裂,从而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,也不应该存在下去。好爱带来好性,好性促成好爱。“性回归”也罢,“性开放”也罢,高质量的夫妻性生活也许将成为扼制婚外恋、婚外性现象发生的现代法宝。

  夫妻打架比婚外性行为更伤感情

  请不要相信“夫妻不打架,就像炒菜不放盐”,因为放进去的其实不是盐,而是毒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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